前人編撰的目錄是我們了解說唱文學存藏基本狀況的重要參考資料?？上У氖牵瑐鹘y(tǒng)目錄學中，說唱文學一向付之闕如。說唱文學的目錄一般而言是十分簡陋的，多數(shù)是沒有完整的目錄的，即便是前人已經(jīng)完成的簡要目錄中也存在著較多的訛誤。子弟書最早的目錄，是百本張、別野堂等清代抄書作坊的販賣目錄。仍以子弟書為例，無論是劉復、李家瑞的《中國俗曲總目稿》還是傅惜華的《子弟書總目》，都還存有大量可補充和訂正之處，主要原因是收藏過于分散導致難以一一目驗原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劉復在編撰《中國俗曲總目稿》時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收集的大批俗曲。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這六大箱俗曲資料跟隨“中央研究院”由北平遷往南京，由南京至四川，又由四川至南京，最后抵達臺灣。在此過程中，曾有傳言說這批資料在遷往云南的過程中，被日軍飛機炸沉于江中，故傅惜華在編撰《子弟書總目》時，并未見過“中央研究院”藏本，其相關(guān)資料悉數(shù)移錄自《中國俗曲總目稿》。他在著錄“中央研究院”藏本時，均題作“前中央研究院藏，已毀”。其后的研究者多從其說，直到2004年《俗文學叢刊》擇取部分影印出版，大陸學者方得以一窺其真正面目。

　　實際摸查之后的第二步是編撰說唱文學目錄。說唱文學種類眾多，編撰綜合目錄目前并不現(xiàn)實。最好的方式是先分別編撰某一專門種類的目錄，而后相近的門類可以互相參考。具體的編目中，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分類。分類即意味著對說唱文學的文體做一清晰的界定。文體的形態(tài)當然是第一要素。說唱文學中各類文本極易誤入其他種類，譬如張壽崇先生所編《子弟書珍本百種》中，收錄有《藍橋會》一篇，因《中國俗曲總目稿》著錄為子弟書，并謂出自車王府曲本，故編者特從北京大學藏車王府舊藏之雜曲內(nèi)錄出。據(jù)黃仕忠教授考證，此書原鈔本為連排抄寫，不分行，韻腳有欠統(tǒng)一，細觀體裁，并非子弟書。實際上，詩贊系的說唱文學作品，如彈詞、木魚書、潮州歌冊等，都是以七字句為主的文本，如果單從形制上看，是難以做出區(qū)分的。另一個極為常見的錯誤，就是同一題材或者統(tǒng)一題名的誤收。說唱文學中不少故事題材均來源于戲曲小說作品，同題現(xiàn)象十分普遍。以上兩種情況，都需要參照出版地、編撰者、卷數(shù)等因素做一綜合考察。另外，前人著錄可以提供參考信息，但需要慎重對待。以《新編子弟書總目》來說，子弟書篇目之判斷標準，以題名中明確含有“子弟書”字樣為首要依據(jù)；百本堂、別埜堂、樂善堂等書坊之《子弟書目錄》《集錦書目》，《中國俗曲總目稿》和《子弟書總目》等亦為判斷的重要依據(jù)。

　　說唱文學編目需要確定清晰的體例。第一為題名。俗曲同名異書、異名同書情況十分普遍，所以列明正標題、別題是十分必要的?！吨袊浊偰扛濉分芯汀耙磺袃蓚€或兩個以上之標題者，均互見編排，惟僅于較通行之一標題下錄曲首，其余只列號數(shù)與標題，注明一名某某，見某某號。”但也正因為俗文學的題名不太規(guī)范，在此書中同名異書者未互見、命名錯誤、重復著錄等訛誤還是較多的。第二為與體制相關(guān)因素的著錄。《新編子弟書總目》即在每一條目下均注明回數(shù)、回目、用韻、句數(shù)，以概見其篇幅與體制，又能間接提供判斷它是子弟書的根據(jù)。第三為注明以往目錄之著錄情況。以往之子弟書目錄，主要有清人百本張、別野堂、樂善堂等書坊自編《子弟書目錄》，又有民初無名氏所編《子弟書目錄》，及近人傅惜華所編《子弟書總目》及《北京傳統(tǒng)曲藝總錄》，吳曉鈴《綏中吳氏雙棔書屋藏子弟書目錄》，劉復、李家瑞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第四是版本與藏地。在標明藏地時，最好附上索書號以備日后查驗?！缎戮幾拥軙偰俊返奶幚矸绞絼t是：詳列今存及所知之版本，原則上以目驗為據(jù)，并注明所藏單位及索書編號。其過錄本、影印本、排印本，附于祖本之下。第五，《中國俗曲總目稿》體例的最大特點，是在每種曲目下抄錄該曲本首兩行文詞，這種做法開創(chuàng)了俗曲編目的先例，為后來研究者辨明曲本極有幫助。

　　第三步，即說唱文學的?？泵鎸Φ碾y點有三：其一，甄別善本；其二，選擇底本；其三，處理異文。已經(jīng)出版的說唱文學點校成果，往往是以某一特定版本為底本，譬如傅惜華所編的《子弟書選》，即以他自藏的子弟書為底本，而未與其他版本互校。子弟書目錄編撰完成之后，子弟書的校勘可以在已知的版本中更為妥善地選擇底本和參校本。在實際的整理工作中，在?？鄙希f唱文學的點校方式也與傳統(tǒng)詩文有著顯著的不同。說唱文學往往是不固定的、流動的，盡可能體現(xiàn)出不同版本的變化。此外必須根據(jù)各種文體、曲體的特性，建立說唱文學校勘的標準。說唱文學不同種類差異巨大，所以，這一標準并非絕對一致的。比如子弟書的抄本、刻本往往以雙行小字的方式呈現(xiàn)，在整理出版時最好保留這一特性；再如木魚書、潮州歌冊中大量使用方言，這些方言字最好也悉數(shù)保留?？梢哉f，俗體字、異體字的保留，是說唱文學文本整理中最具有特色的一個部分。

　　說唱文學實現(xiàn)“兩創(chuàng)”的途徑

　　在現(xiàn)代學術(shù)體系和學科劃分中，以傳統(tǒng)說唱文學為主體的俗文學的研究一直存在兩個方向，一個是如何進行“雅化”，一個是如何保持“民間性”。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學者們致力于確立俗文學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在民間文學的研究中，則通過田野調(diào)查等方式展現(xiàn)它在現(xiàn)代生活中的形態(tài)。在未來的研究中，發(fā)掘俗文學的“文學性”，或許是有待我們致力的一個方向。

　　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史》的寫作中，賦予了這些散落各地的俗曲人民性和先進性。代表了普通百姓的。非常注重對俗文學“文學性”的提煉與概括。四卷本《中國文學史》之后，他又嘗在題為《中國文學史的新頁》的學術(shù)演講中，重點介紹佛經(jīng)文學、變文、話本、諸宮調(diào)、彈詞、鼓詞、民歌等俗文學形式。這些從未納入文學史視野的文體，正是因鄭振鐸先生所肯定的“文學性”而被納入文學史，甚至專門為其作史以傳之。他所歸納的俗文學所具備的“大眾的”“無名的集體的創(chuàng)作”“口傳的”“新鮮的”“粗鄙的”“想象力奔放”等等特質(zhì)，今天看來不盡成熟且有互相矛盾之處，卻是對俗文學之“文學性”最初的界定和探討。另外，俗文學首先都具有表演性，將詩、詞、文與音樂相結(jié)合，文本是它的保存形式。正是由于它的表演性，俗文學的文本往往是流動的、不固定的，造成表演和文本既相輔相成，又具有一定的對立關(guān)系。如何提煉它所包含的文學要素，視其為一個文學文本，是俗文學研究首要的問題。俗文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層面，如何借鑒與看待海外漢學的研究。從研究現(xiàn)狀來看，海外漢學家們擅長破除學科壁壘，使用各學科中的新理論來對俗文學文獻進行文本解讀。俗文學文獻在史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其它學科中已經(jīng)成為極為重視的材料，但它們的文學性，卻仍有待更為深入的發(fā)掘。

　　學者已經(jīng)指出，文學性絕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既包括有詩學的、藝術(shù)的、審美的維度，也有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維度。在俗文學的研究中，俗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并區(qū)別于“非文學”的“文學性”，卻是目前研究中較為薄弱之處。在近年來海內(nèi)外的研究中，無論是把彈詞、鼓詞納入近代敘事文學的范疇，還是把子弟書視為長篇敘事詩，都是在肯定其文學價值的基礎上，對其文學性的深入研究。

　　正如鄭先生所言，“文學”的觀念一直處于變更之中，在現(xiàn)階段重新發(fā)掘俗文學“文學性”，有益于進一步理解俗文學，并確立俗文學中在現(xiàn)代學術(shù)體系中的位置。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