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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和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博士后）

　　學人小傳

　　史金波，1940年生，河北高碑店人。西夏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1962年畢業(yè)于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1966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夏文專業(yè)研究生畢業(yè)后留所?，F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常務副會長等。著有《西夏社會》《西夏文教程》《西夏經濟文書研究》等。

　　以黨項族為主體民族的西夏（1038年—1227年），前期與北宋、遼朝對峙，后期與南宋、金朝鼎足，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王朝。由于歷史記載缺乏，西夏的很多社會歷史不為人所知，一度被稱為“神秘的西夏”。

　　20世紀初，大量西夏文文獻在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額濟納旗）被發(fā)現，西夏學研究從此開啟。史金波先生從1962年開始研習西夏文史，至今已整整60年。

　　陳寅恪先生認為“一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史金波先生正是在一代學術發(fā)展的關鍵時期，使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開拓新領域，引領了一個時代的中國西夏學研究。

　　啃下一個個硬骨頭

　　無論翻譯文獻還是做研究，史先生從不走捷徑，從不撿容易出成果的題目做，他總是選擇那些最重要、學術界最需要的題目，抓住要害，啃硬骨頭。

　　要讀懂西夏文獻，先得認識西夏文。明清以后，隨著黨項族的消失，記錄黨項語言的西夏文成為無人使用、無人可識的“死文字”。西夏文韻書《文海》對所收每一個西夏字的形、音、義都有詳備注釋，對研究西夏語言、文字有特殊價值。同時，《文?！穼ψ至x的解釋涉及西夏社會的方方面面，也是西夏社會歷史研究的基礎性資料。

　　1969年，蘇聯(lián)學者翻譯出版了俄譯本《文?！?，但這個譯本存在諸多不妥之處。1975年，史先生在中科院圖書館看到俄譯本《文?！罚S即利用此書所附的影印西夏文刻本《文海》開始重新釋讀這部韻書。那時，學界能釋讀的西夏字只有2000個左右，史先生起初的翻譯工作非常艱難。經過幾年摸索，他獨自完成了譯文初稿。后來，白濱、黃振華兩位先生加入翻譯工作。他們將譯稿油印了30份，按條裁剪，作成數萬張卡片，以字系條，分字排列，編制出了索引，再通過這個索引，查到每一西夏字在《文?！分谐霈F的次數，由此推定每個字的字形和字義。經過不斷校對、修改，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該書的出版大大提高了西夏文字釋讀率，確定了5000個西夏文的字音、字義，對西夏文獻的解讀起到關鍵推動作用，成為西夏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研究西夏文字的構造規(guī)律是西夏學的重要課題之一。在沒有見到《文?！芬郧埃ㄊ废壬救嗽趦鹊暮芏嘌芯空?，主要從“偏旁”入手分析西夏字，然而這種方法無法反映西夏文字構造的本質。譯釋《文?！?，使得史先生對西夏文字的結構有了全新認識。他對《文?！窋登€西夏字進行分析，歸納出60多種西夏文字構成方法，在此基礎上總結出西夏文字的構造基本為“合成法”，并擬建出西夏文字構造體系。這一新的西夏文字構造體系，使西夏文字構造得到合理詮釋，在國內外西夏文字研究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

　　西夏文是死文字，沒有活的語言材料，即使我們知道每個西夏字的意思，如果不懂得西夏語語法的話，仍然不能翻譯出清晰的句子。掌握西夏語語法就成了翻譯西夏文文獻，尤其是翻譯沒有漢文可供對照的西夏文文獻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比如，西夏語中有多個存在動詞，在閱讀西夏文文獻時，如果對這些存在動詞的類別和用法沒有足夠的認識，則很難準確翻譯原文。史先生在研究中發(fā)現，在西夏語中，不同的事物、現象，不同形式的存在，分別用不同的存在動詞表示，其間有比較嚴格的界限。他于1983年發(fā)表《西夏語的存在動詞》，首次系統(tǒng)論述了西夏語存在動詞的類別、用法和特點，使這一過去看起來雜亂無章、難以理解的語法現象得到合理解釋。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內容涉及西夏社會各個方面，是研究西夏社會歷史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也是目前所見翻譯難度最大的西夏文世俗文獻。1987年至1989年，蘇聯(lián)西夏學家克恰諾夫將《天盛律令》翻譯為俄語，出版了《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149—1169)》，同時刊布《天盛律令》原件照片。史先生組織團隊重新釋讀原書。他們經過5年集中攻關，反復推敲，至1994年，史金波、聶鴻音、白濱將全部西夏文原件漢譯，出版了《西夏天盛律令》，2000年又出版了修訂譯注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該譯本是西夏文文獻漢譯的代表作，全面揭開了西夏社會面貌，使西夏的法律、制度、職官、經濟、軍事、文化、民俗、宗教等面貌呈現于世，為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起到了關鍵作用。雖然該譯本存在一些錯漏和未解決的問題，但譯文的大部分內容、諸多方面至今仍難以逾越，有力推動了西夏研究。在翻譯文獻的同時，史先生還利用《天盛律令》里的材料，首次對西夏的職官制度作了較系統(tǒng)論述。

　　西夏文草書是西夏研究的難點，也是學術制高點。1908年、1909年，俄國人科茲洛夫率領考察隊在黑水城遺址發(fā)現的大批西夏文獻，現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史先生曾數次赴俄羅斯整理西夏文獻，在未整理、登錄的110盒俄藏西夏文獻中意外發(fā)現一批西夏文社會文書。這1500件社會文書，包括戶籍、賬冊、契約、軍籍、軍抄帳、告牒、書信等，多由西夏文草書寫成，釋讀十分困難。經過近20年努力，史先生初步破譯了西夏文草書，整理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2至14冊西夏文社會文書目錄，出版了《西夏社會》《西夏經濟文書研究》《西夏軍事文書研究》等專著，為西夏社會、經濟、軍事狀況提供了大量原始資料，彌補了西夏缺乏正史《食貨志》《兵志》之類的史料，催生了西夏社會文書學。西夏文書不僅對西夏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其中一些文書在中國古代史上也是獨特或稀見的珍品，為中國史學提供了新的資料。

　　在譯釋西夏社會文書的基礎上，史先生從多層次、多角度透視西夏社會經濟。他撰寫的《西夏經濟文書研究》一書，首次用西夏經濟文書系統(tǒng)研究西夏社會經濟，該書“結語”部分描述了西夏黑水城地區(qū)經濟生活的鮮活場景，再現了西夏晚期社會經濟面貌：

　　800年前在黑水城一帶的西夏農民生活在黑水河畔，這里居住著番族（黨項族）、漢族、羌族（藏族）、回鶻、契丹人，甚至還有遠道而來的大食人。他們耕種著水澆地，種植著麥、谷、大麥、糜、秫、豆類等；他們居住在自己耕地的房院中，養(yǎng)畜著馬、牛、駱駝、羊等家畜，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穿著不同民族服飾的人，絡繹往來，隨處可見。一般人穿著番布和漢布做的衣服，有錢人則有絹帛可穿。當地農民耕地不少，春種秋收。他們要向政府繳納耕地租稅，計量小監(jiān)在收糧庫門口收租糧，旁邊有檢視官員監(jiān)察；收完租糧要付給繳糧農民收據。此外農民還要負擔役工、繳納草捆，特別是還要繳納數量不菲的人頭稅，種水澆地要繳納耕地水稅。秋收以后，農民完糧納稅，車載畜馱，來往于途。農民平時尚可溫飽，但一遇荒旱便食糧緊缺。特別是貧困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春季，因乏食，一些貧困人家不得不以高利貸借糧，利率超過五分，甚至達到倍利；有的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土地或牲畜，以換取度日口糧，走上更加貧困的道路。當地的地主和寺廟則乘機盤剝，大肆兼并土地。在寺廟中貸糧、賣地、租地、賣牲畜、租牲畜的農民等候著書寫契約，準備在契約的當事人或證人下無奈畫押。更有甚者，其最底層的奴隸、半奴隸狀態(tài)的使軍、奴仆無人身自由，被主人像牲畜一樣買賣，孤苦無告。這里往往是以物易物進行交易，也使用鐵錢和銅錢，金、銀也是流通的貨幣。交易之后有買賣稅院的官吏收繳買賣稅，登記鈐印。這里基層有里甲組織，與軍事組織溜抄相結合。漢族地區(qū)民間互助的社邑組織也在這里存在，被稱作“眾會”。家有疾病、喪事，會眾帶來糧食前來慰問。這里一直到西夏末期都處于西夏政府有效管轄之下，形成了數量可觀的官、私文書。熟悉西夏文的先生忙著書寫各種文據……

　　《西夏經濟文書研究》英文版于2021年由荷蘭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的西夏經濟研究首次進入國際視野。

　　三十載整理珍稀文獻

　　文獻資料是學術研究的基礎。長期以來，資料匱乏是西夏研究的主要瓶頸。俄藏黑水城文獻數量巨大，其中絕大多數是西夏文文獻，有8000多個編號，約20萬面，學術價值極高，但過去刊布的文獻極少，很多重要文獻長期不為人所知。中國學者迫切希望出版這批文獻，以改變西夏學資料匱乏的困境。經過多方努力，1993年，中國社科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達成協(xié)議，出版該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西夏文、漢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獻。

　　為及早公布資料，完成合作出版西夏文獻的任務，史先生率隊于1993年、1994年、1997年、2000年四次到俄羅斯工作。他們早晨帶著午飯開始工作，一直到中午12點，匆匆吃完干糧，馬上又接著忙碌，直到傍晚才回到住處，晚上還要核對當天拍攝的膠卷。面對高強度的工作，他們始終保持熱情，兢兢業(yè)業(yè)，不耽誤一個工作日。由于飲食條件差，長期吃干冷食品，第二次回國后，史先生患上了慢性萎縮性胃炎，至今難以治愈，但因工作需要，他后又兩次赴俄工作。

　　西夏文草書書寫因人而異，識別難度大，整理這些文書，既需要學術能力，又需要十足的勇氣。自1997年發(fā)現西夏文社會文書后，史先生就決定去識讀它們，為出版這些社會文書做定題工作。

　　破解一件西夏文草書，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反反復復地識認、揣度，很多文書要琢磨數十遍甚至上百遍。無論工作多忙，史先生都要擠出時間譯釋這些文書。即使出門在外，不管是在公交車、地鐵上，還是在候機室、飛機座艙內，他都會拿出西夏文文書來識讀。經過6年摸索，2003年，他整理出一份初稿，但自己不滿意，希望再花些時間盡量把整理、定題的工作做得更好些。然而，這就不得不推遲《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他壓力很大。史先生給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蔣維崧寫信商量：“這批西夏文文書少部分比較完整，絕大多數是殘卷，往往無頭無尾，很多只是殘頁或殘片。這給定題帶來很大困難?！薄斑@批文書數量很大，且基本上沒有整理基礎。不似漢文文獻有孟列夫的目錄，其他西夏文文獻有克恰諾夫等人的目錄。”“當我經過幾番修改，把這個初稿完成時，我的心情并不輕松。你們會看到，這個目錄是比較粗糙的，甚至是不成熟的。”“西夏文草書的難度、基礎的薄弱、文書的殘損、數量的巨大，與我們的工作時間差距太大?！薄拔液湍銈円粯?，希望這套書的漢文部分和西夏世俗部分盡早完成，然而我也深知你們和我一樣，希望它完成得很好，能夠符合學術規(guī)范，為學術界提供經過科學編輯的資料。盡管我也參考了不少漢文社會文書，特別是唐、宋時期的文書，但由于草書的未能盡解，在文書的分類上一些文書仍沒有很大的把握，在定題方面還不能說很規(guī)范、很準確、很細致。我想根據這兩年進展的情況，如果假以時日，再花一兩年時間，西夏文草書會有更大的進展，可能會拿出一份比較滿意的目錄來。”他鄭重建議上海古籍出版社推遲這3冊西夏文社會文書的出版，率先出版較容易編輯的佛經部分。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計劃是依據俄羅斯專家登錄的目錄制定的，原計劃第1至6冊為漢文文獻，7至11冊為西夏文世俗文獻，從第12冊開始出版西夏文佛教文獻。西夏文社會文書的發(fā)現打亂了原出版計劃。發(fā)現這批西夏文社會文書時，第11冊已經出版，出版社因此改變了出版計劃，增加3冊，將這些社會文書放在第12—14冊出版，第15冊以后再出版西夏文佛教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意暫緩出版這3冊西夏文世俗文獻，不過沒有同意先出佛教文獻的提議。2005年，史先生提交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2—14冊社會文書部分的定題目錄。盡管其中仍有部分殘頁難以定題，已定題的仍有進一步推敲的余地，但比起初稿有了很大改進。《俄藏黑水城文獻》于1999年出版第11冊，2006年出版第12冊，中間停滯7年。2007年出版第13冊，2011年出版第14冊，中間又停滯4年。西夏文社會文書編輯的復雜過程，沒有參與其中的人是很難理解的，因此外界產生了不少誤解。

　　現在，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已出版到第31冊，只剩下最后2冊尚未完成。這批古籍基本涵蓋了流失到俄國的全部黑水城文獻，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資料，使西夏研究形勢得到根本改觀，為西夏學開辟了廣闊前景，有力推動了西夏學和相關學科的發(fā)展。近些年西夏研究的重要成果和主要突破，多與這批文獻有關。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至今已持續(xù)近30年，真可謂曠日持久。30年間，上海古籍出版社換了4屆領導，《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兩位主編克恰諾夫、魏同賢先后去世，史先生從中年到了耄耋之年。

　　把學術當成生命

　　除了讀書、工作，史先生沒有其他愛好。學術之于史先生，是興趣所在，是情感所系，他已經把學術和自己的生命融為一體。

　　他常說，一個人如果抓緊時間，一天可以工作十個小時，休息日也可以工作。假若另一個人每天工作五六個小時，一輩子下來就差了半輩子工作時間，兩相比較，在業(yè)務上可能會逐漸拉開很大距離。因此，史先生格外珍惜時間。他的生活中，沒有周末，沒有假期，也沒有春節(jié)，每天伏案工作八至十小時，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數十年如一日。如果哪一天沒有新進展、新收獲，他就會自責，就感到不安。

　　20世紀60年代讀研究生時，史先生在導師王靜如先生指導下，從抄寫《番漢合時掌中珠》入手，記西夏字的形、音、義，研究西夏語語法，翻譯西夏文文獻。第一學期，他就熟記書中1000多個西夏字，完成論文《從〈番漢合時掌中珠〉看西夏文語法》，并能翻譯一些簡單的西夏文，有時還能找出一些規(guī)律，漸漸接近國內最好水平。1964年，史先生參加敦煌西夏洞窟考察，負責抄錄、翻譯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西夏文題記。那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生活條件很差，洞窟的護欄尚未完全修好，每天爬上爬下很不方便。他們喝的是敦煌莫高窟下流淌的黨河水，堿性很大，喝了容易腹瀉。加上敦煌氣候干燥，在那里工作的3個月，史先生經常拉肚子、流鼻血。但能夠到敦煌工作，他的第一感覺是興奮和幸運，從未以之為苦。

　　即使在“文革”期間，史先生也沒有丟下自己的學問。1970年，他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勞動。第二年，他乘探親之機，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和《辭源》帶到干校，每晚在二層床上落下蚊帳，躲在里面學習。1972年回京后，他一面查找、學習蘇聯(lián)和日本專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一面抄錄資料，制作了幾萬張資料卡片，編輯西夏文字典。他又在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系統(tǒng)閱讀、整理了該館所藏100余部西夏文文獻。1974年，他的第一篇考釋西夏文文獻的論文在《考古》雜志上發(fā)表。1976年，他與白濱先生到西夏故地調查，收獲頗豐，還在酒泉發(fā)現了西夏后裔鐫刻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

　　史先生熱愛自己的工作，對待學術活動也很認真。他有一個習慣，每次參加會議，都要盡量看完會議論文集。即使年紀大了，從事西夏學的學者多了、會議論文集變厚了，他也要讀完大部分論文。2016年9月，寧夏大學舉行一次西夏學研討會，滿頭白發(fā)的史先生不僅全程參與了為期兩天的會議，點評了部分論文，做了會議總結，還抽空給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師生做了一場學術報告，與會學者無不為史先生的勤奮、認真、執(zhí)著而動容。

　　從發(fā)現西夏文社會文書開始，史先生的學術重心發(fā)生了轉向，近20多年始終將解讀和研究西夏文社會文書作為主業(yè)。他不僅對西夏文社會文書產生濃厚興趣，還與之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曾動情地說：“我對這些社會文書有濃厚的興趣，沒有絲毫的厭倦情緒?！薄懊鎸Ρ汇U筆、圓珠筆寫畫得凌亂、模糊，翻閱得發(fā)舊、泛黃的西夏文經濟文書復印件或照片，感慨良多。我在它們身上傾注了十多年的心血，它們就像我養(yǎng)育了多年的孩子，不知被我撫摸過多少次，我感到十分親切。”

　　填補西夏歷史研究空白、恢復西夏社會歷史真實面目，史先生將此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