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一個春日的下午，南京古雞鳴寺門口，一名女子身著和服，在盛開的櫻花樹下拍照。一名路過的游客看到這一場景，覺得“穿和服在南京游玩這種行為，多少有些不尊重歷史，傷風敗俗”，便向景區(qū)巡邏員反映了這一情況，還撥打了政務服務熱線12345。

　　這名游客說，巡邏員接到投訴后，表示“這個只能從道德上進行譴責，畢竟是穿衣自由”。

　　相比景區(qū)工作人員謹慎的表述，網民對此事的觀點，兩極分化明顯。有人認為，和服不是軍國主義服飾，也不違反我國法律法規(guī)，在正常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動中時有出現，既然是穿衣自由，在道德上也沒什么好譴責的。也有人認為，南京曾飽受侵華日軍蹂躪，死難同胞數十萬之多，在這樣一座具有特殊歷史記憶的城市里，身著日本傳統(tǒng)服飾旅游，不是穿衣自由的范疇，而應被明令禁止。

　　客觀而言，清明節(jié)將至，在祭奠英烈、緬懷逝者的氛圍中，出現在南京街頭的日式裝束，確實可能傷害部分民眾的個人情感。有人對這類現象提出批評、表達不滿，也是很正常的事。然而，這起事件的爭議點在于：當個人的穿衣選擇與旁人的心情感受發(fā)生碰撞時，什么樣的處理方式才是更恰當的？公權力又該如何為此類沖突合理劃界？

　　回到南京古雞鳴寺這起事件的情境中，不妨試想：如果是我們對那名和服女子不滿，可以怎么做？在收到巡邏員的回復之后，或許可以大大方方地和她談談？詢問她是否有穿和服拍照的必要理由，提醒她這種做法可能引發(fā)爭議、讓其他民眾的心情受到傷害。如果交流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心里又邁不過這道坎兒，我們也可以對此類做法提出質疑，在網上發(fā)表自己的觀點。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對這名女子有多不滿，當事人在采取實際行動時都應嚴守法律，切不可因為一時激憤，做出侮辱對方人格、泄露對方隱私的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社會矛盾可能會變成法律矛盾，鬧得一地雞毛、兩敗俱傷。

　　在現實中，發(fā)起投訴的游客并未在現場挑起爭端，雖然發(fā)布了視頻，但至少沒有拍到對方正臉。從這個角度看，這起事件在引發(fā)討論的同時沒有“失控”，算得上是一件幸事。不過，針對“有人穿和服”這樣的事，是否有必要撥打12345，也是一個值得說道說道的問題。

　　從政府施政理念上看，12345當然人人可打，先不談市民反映的問題是否在政府職能范圍之內，只要市民在主觀上有這個意愿，就有權表達自己的訴求。不過，從實用主義的視角出發(fā)，我們必須承認，政府的公共資源是有限的。能否把有限的行政工作容量用在最緊要的“刀刃上”，決定著社會的整體福祉是高是低。在疫情期間，很多人都體會過，關鍵時刻的一通12345電話，可能拯救一個人乃至一群人的生命。即便在平時，大多數城市的12345也都處于“滿負荷運轉”狀態(tài)。

　　面對這些事實，我們在撥打12345尋求政府行動時，最好還是提前想一想：這件事適不適合由政府處理？又有多強的迫切性需要政府來管？相比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工程隱患、影響民眾生活的刺耳噪音、讓人辦不成事的陳規(guī)懶政……“有一個人在街上穿和服”這樣的個案，未必是政府最該馬上去處理的當務之急。當然，如果有人穿著侵華日軍軍服招搖過市，那政府一定要管，不僅要管，還要嚴肅追究涉事人員的法律責任——事件的嚴重程度不同，自然有不同對策，不可混為一談。

　　在認識到“和服爭議”并非法律、政策問題的基礎上，社會可以討論，像和服這種帶有濃重日本文化色彩的事物，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出現，什么情況下不宜出現？我想，大多數人都會認同：國人在日料店、日漫展里穿和服，肯定沒問題，在烈士陵園、抗戰(zhàn)紀念館穿和服，肯定不合適。

　　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更多場合判斷標準相對模糊，但也并非沒有原則可循。譬如說，在某些全民共知、社會意義重大的特殊日期，如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穿和服出門，肯定會引發(fā)公眾負面感受。而在其他情況下，如果我們能夠判斷，一個穿和服出門的人有Cosplay、拍照等正常動機，而非故意“挑事”，那么就算有人會感到不適，也不宜太過上綱上線。

　　畢竟，中日關系正常化后，兩國有大量的文化、經貿交流。日本品牌的工業(yè)制品、日本制作的文化產品……在很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已司空見慣，有些品牌與內容和中國方面還有長期、穩(wěn)定、互利的合作。對南京這座城市而言，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永遠不能磨滅，但這并不影響南京成為一座國際化大城市，接納與日本軍國主義無涉的日本事物進來。不過，人心都是肉長的，對中國人而言，14年抗戰(zhàn)留下的歷史傷痕至今仍會不時作痛。個人當然有法律許可范圍內的自由，但在法律的標準之上，每個人在行事時，最好還是多考慮考慮人文、社會范疇的價值判斷，對大多數人的道德標準有所體察，這樣既能讓社會更加和諧，也能免于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