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買書與賣書
【著書者說】
《魯迅的書店》是我關于魯迅微觀研究的第五本專著。前四本分別是:《魯迅草木譜》《魯迅的飯局》《魯迅的封面》和《魯迅的門牌號》。二十多年讀魯迅,隨手為文,分門別類,竟出產五本系列作品,且得到了魯迅長孫、魯迅文化基金會會長周令飛先生的關注關心,很出我的意外。我以這五本“微觀魯迅”小成果向大先生致敬。得失自有讀者評判,但無心插柳至此,豈非“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之謂乎?
《魯迅的書店》以書店為切入點研究魯迅。上卷以時間為軸,研究了與魯迅關系密切的28家書店,側重于魯迅與書店之間的互動。下卷以話題為線索,研究了魯迅購書、抄書、訂書、藏書的一些史實。
北京魯迅博物館1959年編《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顯示,魯迅的藏書共計1.4萬余冊,其中中文線裝書計946種7704冊。這自然無法比擬當時的藏書界名流如張元濟、傅增湘,也不可與富貴名流劉承干、袁克文的藏書相比,但是,魯迅用他的藏書發(fā)揮的功效,迸發(fā)的思想火花,創(chuàng)造的精神財富,在現代文學史乃至學術史上,卻創(chuàng)造了一個高峰。魯迅買書藏書、抄書補書、賣書易書,買賣抄補之間,反映著魯迅對圖書的態(tài)度以及治學作文做人的態(tài)度。
賣獎章買書
魯迅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讀書時非常勤奮。該校規(guī)定每月一小考,成績優(yōu)秀的,就發(fā)三等獎章;積了三個三等的,換發(fā)一個二等獎章;積了三個二等的,換發(fā)一個頭等獎章;最后,三個頭等獎章可換發(fā)一個金質獎章。全班得過這種金質獎章的,只有魯迅一人。
魯迅得到金質獎章后,并沒有戴起來炫耀,而是拿到鼓樓大街賣了。魯迅說:“金牌是可以用錢換的,要什么樣子就可以買什么樣子;再說金牌充其量只能表示當時的學習成績,它不能證明我將來成績的好與壞;況且金牌保存起來,它永遠只是一塊金牌,金牌再也變不出其他的東西來。弄得不好,反會使人增加虛榮心,滋生傲氣,從此不再上進。而從書里,卻可以得到知識?!?楊霽云《瑣憶魯迅》)
賣了獎章,魯迅買回幾本心愛的書和一串紅辣椒。每當讀書讀到夜深人靜、天寒體困時,他就摘下一只辣椒,分成幾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額頭冒汗,周身發(fā)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起書攻讀。
在此期間,魯迅買了這幾年最喜歡的《天演論》。這是一本宣傳達爾文進化論的書,是維新派重要人物嚴復根據英國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譯述的。這本書花去了魯迅500文錢,進化論思想不僅成為魯迅世界觀的基礎,也為他的中外文化比較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
所買“大抵常本”
魯迅無意成為專門的藏書家。魯迅藏書的特點,一方面是情切,在經濟允許的情況下盡力搜求;另一方面是實用,并不講究宋刊元槧。魯迅收藏的中文線裝書、經史子集等常見書基本完備,據說夠得上善本標準的也只有21種,更多的則是平常的版本。許廣平20世紀40年代在《魯迅藏書一瞥》中回憶:“國學方面各種類書、叢書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沒有什么難得的海內孤本……或則因為魯迅先生平時對于善本、珍本的購買力未必很多?!睂O犁在新中國成立后根據《魯迅日記》中的“書賬”,尋購魯迅所購之書,就頗有收獲。
魯迅所買之書,用他自己的話講,是“大抵常本”。
魯迅不是“唯版本論者”。他也不是不想買版本優(yōu)、品相好的古籍,但囊中羞澀,故所買都是便宜的本子,只要能用,聊勝于無。對此他也是無奈的,所以日記中常常出現“惜”“劣”“惡”這樣的字眼。比如,1912年12月21日,“午后……又往留黎廠(即琉璃廠,下同)……又覓得《晚笑堂畫傳》一部,甚惡,亦以七角銀購致之,以供臨習”。對書不滿意,但尚能臨習,所以買下來了。
1912年年終,魯迅盤點書賬,發(fā)出了如下感慨:“京師視古籍為骨董(即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復無購書之力,尚復月擲二十余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說(同“悅”),亦可笑嘆人也?!?/p>
這一感慨中既包含著無力致之的無奈,又有“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說”的自娛自樂。這一年是魯迅在教育部任職的第一年,半年實習期只能領津貼和半俸,年底轉正后才定下每月220元的薪資,全年總收入近1500元。書賬中所記“百六十余元”已超過了他年收入的10%。
到了1913年3月16日,星期休息,“下午整理書籍,已滿兩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嘆也”。一邊自嘲,但還是一邊買書,1913年年終盤點,全年買書共花去310.22元,月均25.85元。
北京時期,魯迅購書于1916年達到峰值,全年共花費496.52元。1919年11月21日,魯迅及其家人遷入八道灣11號,有了固定的住所,同時,他與周作人的藏書也日漸豐富。書籍增加了,書架當然也要增加,1920年7月24日,魯迅“買書架六。下午整理書籍”。
但這一藏書讀書教書寫書的平靜局面于1923年7月遭受重創(chuàng)。這一年7月14日,周氏兄弟失和。之后,魯迅生活秩序重構,心情灰暗,購書斷崖式下跌,1923年全年購書149.2元,1924年全年僅為99.24元,“每月平勻(同“均”)八點二八六元耳”。月均僅為8.286元,一個“耳”字,包含著諸多人生無奈、世事滄桑的心酸。
1924年5月,魯迅遷入宮門口西三條胡同21號,過了兩年,他又買了一個書柜:1926年8月14日,“午往小市買書柜一個,泉十元”。書柜的增加見證著藏書的增加。魯迅日記中記錄買書柜僅兩次,這次之外,另一次是居住在上海時的1927年12月23日:“買書柜一個,泉十元五角。”當時,魯迅遷入景云里23號不久。
1936年10月12日,魯迅給自己的學生和同鄉(xiāng)宋紫佩寫信,委托他去西三條胡同查找元人王禎所著《農書》。雖然離開北平已有10年,距上一次探親相距也已4年,但魯迅對西三條胡同書柜中的藏書分布還是記得非常清楚:“客廳中有大玻璃書柜二,上部分三層,其上二層皆中國書,《農書》或在其內?!蓖瑫r,對這部書的外觀也描述得非常清楚:“此書外觀,系薄薄的八本(大本)或十本,湖色綢包角,白紙印,一望可辨大略?!逼鋾r距魯迅逝世僅有一周。親自經營之家、不時摩挲之書,遠距離指示學生搜撿,竟如親見,令人感佩。
魯迅在北京的14年時間里省吃儉用,用近4000元來買書。到上海以后,魯迅的生活安定下來,也有穩(wěn)定的居所,還有專門的藏書室,書買得尤多,一年常在800元以上,1930年達到峰值,為2404.5元,月均200.375元,而5年前他購買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中的那套四合院,才花了不到1000元。
1934年7月10日,魯迅作《買〈小學大全〉記》一文,記錄了自己在上海四馬路買到一部清朝禁書《小學大全》的情形,感嘆:“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于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后飛漲的……至于清朝禁書,則就是寶貝,即使并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于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p>
魯迅不以最好的本子為搜求目的,所見均是普通古籍普通材料,但即使很平常的版本,魯迅也能發(fā)揮其最大的功效。比如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是我國小說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到魯迅逝世的1936年10月印行11版。對于這本具有開創(chuàng)和奠基意義的著作,魯迅說:“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中國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痹诹硪惶帲斞敢舱f:“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先前為了教書糊口,這才陸續(xù)編成的,當時限于經濟,所以搜集的書籍,都不是好本子?!?/p>
飛花落葉都是兵器,出手均是錦繡文章,這才是頂尖高手。
抄書補書
魯迅是晚清民國時期成就最大的“抄書家”之一。
魯迅小時候不僅酷愛讀書,還喜歡抄書。他抄過很多書。單是關于草木蟲魚方面的書,便抄了《野菜譜》《釋草小記》《釋蟲小記》,而且推廣到了《茶經》《耒耜經》《五木經》等。顯然,抄書使他受益匪淺。他的記憶力那么好,讀過的書經久不忘,這與他抄書的愛好是密切相關的。而且抄書的好習慣,也形成了魯迅很強的比較、校勘、鉤沉的能力。
魯迅一生抄書的數量,最保守的統(tǒng)計,其字數至少也在100萬字以上。僅1915年至1918年,其抄錄古碑一項就達790種,近2000張。對甲骨文、金文、真、隸、篆、草各種字體,他都摹寫得惟妙惟肖。大量的抄寫,對魯迅的書法是很好的訓練。
比如:1915年3月29日,“夜景(同“影”)寫《秦漢瓦當文字》一卷之上訖,自始迄今計十日”。4月10日,“至清秘閣買紙筆,合一元。晚寫《秦漢瓦當文字》一卷之下訖,計十二日”。17日,“午后往圖書分館還《秦漢瓦當文字》并托丁(同“訂”)書”。這是花費了22天抄寫完《秦漢瓦當文字》后,順便讓圖書分館裝訂。
賣書易書
魯迅愛買書藏書,偶爾也賣書易書。
第一種情況是賣書救窮。
魯迅很有經營頭腦,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魯迅回憶道,他小時候用一種“荊川紙”蒙在小說的繡像上,畫了《蕩寇志》和《西游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昂髞?,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那位同學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
1913年7月13日,魯迅在紹興奎元堂以24元的價錢買到過一部明代毛晉汲古閣所刻《六十種曲》一部八十冊。8年后的1921年4月7日,魯迅經濟困難,就把這套書以40元的價錢賣掉了,當天日記云:“上午賣去所藏《六十種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華銀行取之?!?魯迅將《六十種曲》從紹興帶到北京,收藏八年賺了16元,足見魯迅生存和變通的能力很強,是可圈可點的。
魯迅賣書救窮,也有因價格不如意沒有成交的情況。比如明抄本《立齋閑錄》,“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想賣給自己的頂頭上司、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傅氏不但讓魯迅跑了三四趟,殺價還很重,只出了8塊錢,這樁買賣就沒有談成。
第二種情況是汰冗剔舊。
魯迅日記1916年1月15日,“下午往留黎廠以山東金石保存所臧(同“藏”)石拓本之陋者付敦古誼,托賣去”。敦古誼是琉璃廠的一家碑帖店,常上門給魯迅送造像拓本?!巴乇局摺?,也就是陋拓本,即拓得不好或沒有什么價值的拓本。從性質上看,這屬于剔舊。從此舉可知,魯迅對拓本的品質要求很高。到了1918年10月21日,魯迅與敦古誼又發(fā)生了一次交易,有買有賣。賣出《禹陵窆石》,又添了3元買了造像。等價交換,多退少補,讀來頗有情趣。
第三種情況是處理劣書。
1918年7月31日,魯迅“往日郵局以券二十三枚引換《殷墟卜辭》一冊,閱之,甚劣”。這部被魯迅評為“甚劣”的《殷墟卜辭》,是加拿大人明義士編印的,1917年3月上海石印。魯迅對于是書評價甚低,又嫌其價貴,故于9月21日,“托劉半農賣去《殷墟卜辭》,得日金券廿元”。魯迅對甲骨文的鑒識有相當功力,這類價格頗昂又低劣的書籍被處理,當無意外。
第四種情況是出售自己的作品。
上海期間,魯迅也賣書,但大多是售出自己的作品集,不管是原價賣還是打折賣,都屬于經營性行為,和農夫賣出田里的糧食沒有什么區(qū)別,比如:1932年4月27日,“午后付光華書局《鐵流》一八四本,《毀滅》一○二本,五折計值,共二三○元八角,先收支票百元”。
第五種情況是快速易手。
1935年1月10日,魯迅買得《飲膳正要》一部三本,價一元。但是這本書在魯迅家僅僅放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魯迅原價賣給了日本醫(yī)生須藤五百三,1935年1月11日魯迅日記:“上午同廣平攜海嬰往須藤醫(yī)院診,并以《飲膳正要》賣與須藤先生,得泉一元?!濒斞概c須藤來往甚密。魯迅似乎認為,《飲膳正要》這樣的書,更適合放在醫(yī)生的書架上,于是迅速出手了。
第六種情況是“易取”“作值”交換。
魯迅收藏拓本之初,有時“易取”“易得”,即作交換。比如1919年4月10日,“至留黎廠,以王樹枬專(同“磚”)拓片易得《崔宣華墓志》,作券三元”。有時習慣以重出拓本作值,購買其他拓片,事實上是先賣再買,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節(jié)約錢。這種情況,日記的最后一次記錄是1920年1月16日:“以重出之《呂超志》拓本在留黎廠易得晉鄭舒夫人及隋尉娘墓志各一枚,作券四元?!?/p>
有趣的是,自此以后,魯迅再沒有將重出拓本和書籍“作值”或“作券”,而是直接贈送朋友,可能與其此時生活改善和自重身份有關。
魯迅與書店的關系,小而言之,反映的是買書賣書的商品交換關系,大而言之,反映的則是作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精神消費、人情往來等。魯迅與各色書店打交道的過程反映著書店業(yè)態(tài)的榮枯、出版文化的變遷、文壇氣候的冷暖,以及世間人情百態(tài),是觀察魯迅生命的一個特殊的窗口。拙著能在魯迅先生的家鄉(xiāng)出版,實屬緣分,倍感榮幸。
(光明日報 作者:薛林榮,系中國作協(xi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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