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俗與儒雅——漢唐間孔子形象的演變
作者:丁紅旗(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員)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思潮。隨著儒學(xué)的沉浮,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儒學(xué)的象征,孔子形象的變遷附著了更多的政治、社會內(nèi)涵,特別在漢唐時期。
一 漢時讖緯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東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三月,魯國相史晨向尚書省奏請祭祀孔廟。文中,史晨一再強調(diào)孔子是“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玄丘制命,……為漢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承敝遭衰,黑不代倉……獲麟趣作,端門見征,血書著紀(jì)”(《隸釋》卷一《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因是上奏尚書省,自是要謹重萬分。顯然,對孔子形象的描述,其雜用了當(dāng)日彌漫一時的較多的讖緯觀念,這也是一個時代的基調(diào)和底色:其母顏征在“野合”,誕育了孔子,一如劉媼息止大澤,“夢與神遇”而產(chǎn)下漢高祖般,是應(yīng)世感生,也即聲稱的“乾坤所挺”?!靶稹保缚鬃颖环Q為“玄圣素王”。“有德無位”是孔子一生真實的寫照,為此尊奉為“素王”;素王為漢制作憲法??鬃訛楹诘鬯此?,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為水德,就是取其“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然后合五德之?dāng)?shù)”(《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jì)》)。更何況,孔子曾做過魯國的司寇,本就掌管、熟習(xí)律法。所以孔子被派來人世,制定憲法,闡釋天命,以推行教化,即水勝火(漢,火德,尚赤)也。對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確的自覺,“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亦有擔(dān)當(dāng)大道的自信。
這種比附下,各種《論語摘輔像讖》《論語素王受命讖》等踴躍出現(xiàn),進而成了一個時代的思潮。這中間的一個關(guān)鍵,就是時人對遠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典型的就是《春秋演孔圖》所描繪的“大九圍,坐如蹲龍”,“首丘”“龜脊虎掌”等;“龜脊”,即凸起,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駝背。
與此尊崇孔子(時封褒成侯)及儒學(xué)在西漢元、成間的上升相聯(lián)系的,是西漢中晚期以來,可能存有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畫像以表彰、推尊的傳統(tǒng),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鴻都門學(xué),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同時,與西漢中期的海昏侯漢墓孔子衣鏡相比,也一改畫風(fēng),集中以“孔子見老子”、表彰好學(xué)的儒者之風(fēng)的面貌出現(xiàn),也沉淀成了一種穩(wěn)定的構(gòu)圖式樣:頭戴小冠、長須、束帶、長衣的孔子畢恭畢敬地站立右邊,面向左邊的老子請教,身著長袍的老子則拄一彎曲的拐杖躬身而立,中間是一童子,即孔子的老師項橐??鬃由砗螅桥闶痰牡茏?,即其足以自豪的顏淵、子路、子貢等五人。
《春秋演孔圖》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漢時的孔子畫像。這類畫像,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留存物較多的是畫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見最早的這類畫像石是山東微山縣出土,約在元帝時期(前49—前33年)。集中出現(xiàn)在東漢中后期,即數(shù)量較多的“孔子見老子”畫像石(至少30塊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為多。雖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但其俯身前傾以示敬重,其背略駝,卻是一望即知。這正吻合這一時期讖緯思潮的想象。二、墓室壁畫中屢見不鮮。典型的是西漢晚期的洛陽燒溝61號墓、新莽時的陜西靖邊渠樹壕漢墓、東漢晚期的和林格爾漢墓中所繪制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飾(小冠、幞頭、平冠)、身形(瘦削、粗壯)等都有明顯差別。
這說明孔子形象的繪制基本穩(wěn)定,但細節(jié)上有不同——還處在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tài)。不過,附著在孔子形象上的不無牽強、粗鄙、淺陋的讖緯比附,所謂的“異相”,在曹魏就已開始的嚴(yán)禁讖緯下,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漸趨被剝離;隋時,讖緯已完全衰歇、敗落了。
二 南朝:孔子人間形象的轉(zhuǎn)變與彰顯
蕩去了讖緯附著上的種種神異與光彩,東晉、南朝,因儒學(xué)地位受到玄學(xué)、佛教等強烈的沖擊,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早在東漢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黨錮解禁后,晚年的鄭玄在注釋《論語》時,已特別注意解說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剝離了各種《論語》讖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實、活潑生動、言語藹如的長者形象,一個更趨坦誠、真實的孔子形象。如鄭玄對《述而》“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xué)《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注釋,就只是強調(diào)孔子“習(xí)讀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帶來的對未來的一絲隱憂和恐懼。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實際,也把孔子從云間拉到地上,一變昔日撲朔迷離的神化色澤,是一位藹如的智者。這一傾向,東晉時被另一名士范寧——范曄的祖父所繼承。范寧力圖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復(fù)一度被何晏、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實景象,表現(xiàn)了樸實解經(jīng)的風(fēng)貌。
這樣,明顯有過多神化、特異的孔子形象自然如無源之水,枯竭了。
與儒學(xué)的衰退相一致的,是這一時期的墓葬,也一改兩漢時期墓葬墻壁多繪制圣賢忠臣、勇士、烈女賢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見了蹤跡。在南方,著意凸顯了榮啟期與竹林七賢(特別是南朝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橋南朝墓、丹陽胡橋南朝大墓等壁畫)等名士;北方則多為隱士、孝子形象(如《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謐石棺等)。
不過,在一些時人的繪畫中,仍不時見到孔子的形象,如《歷代名畫記》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圖》,陸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顏圖》,宗炳《孔子弟子像》,張僧繇畫“仲尼十哲”等,但明顯少了許多。在今孔廟圣跡殿,或傳為顧愷之繪的孔子像,接續(xù)東漢時墓葬壁畫的傳統(tǒng),頭戴平冠、褒衣博帶、“秀骨清相”的孔子成了心中較真實、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這是孔子形象轉(zhuǎn)變的一個關(guān)鍵。
三 隋唐時祭孔制度的完善與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開辟了一個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兩漢時,“先圣”成了周公的專稱,孔子只好屈居第二,成為傳達周公意旨的“先師”。據(jù)《新唐書》卷一五《禮樂志五》、《唐會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條,這一時期尊崇、祭祀孔子的重要舉措有:貞觀二年(628年),罷周公,升孔子為先圣,以顏回配。貞觀四年,詔州、縣學(xué)皆作孔子廟。神龍元年(705年),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圣侯。開元五年(717年),頒布詔令《令明經(jīng)進士就國子監(jiān)謁先師敕》,考試前先拜謁先師孔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更進一步抬升,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并褒贈“十哲”,東西列侍(《舊唐書》卷二四《儀禮志四》)。制度日趨完善,規(guī)格、地位日漸上升、穩(wěn)定。重要的是,在濃烈的尊崇氛圍下,更沿襲、上升到國家的層面,即借助科舉的力量,《論語》成了一門必考科目,促使了整個社會的研學(xué)。
既然各地州縣需建孔廟,孔子形象的繪制與規(guī)范就不得不提上議事日程。如檀州刺史韋機,顯慶(656—661年)中“創(chuàng)立孔子廟”時,就“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為之贊述”。
與此相應(yīng),是一流畫家閻立本、吳道子等對孔子形象的繪制與定型。
今仍能一睹、頗負盛名的是傳為閻立本所作的《孔子弟子像》長卷,絹本設(shè)色(今藏故宮博物院)。閻立本(601—673年),曾奉詔作《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圖》《秦府十八學(xué)士圖》《歷代帝王圖卷》,卒前曾任中書令,當(dāng)日地位極為尊崇。閻氏生活的時代,正是各州縣詔令營建孔廟的突飛猛進時期,適逢其會,恰能作為規(guī)制,頒示天下。其所畫,正是一位頭著儒冠、長髯及頷、目光深邃、睿智,一襲長衣的儒者形象;側(cè)面;左手略微舉起,一副正在講解、授業(yè)的模樣。唐時“孔廟”“先師”身份的界定,也自會孕育出這類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目光略微向上,為漢制作律法的《司寇像》,一般認為是吳道子或以其粉本為基礎(chǔ)的作品。但其“口露齒”“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的異相,這漢時讖緯的遺緒,與唐人主流認知、傳達智慧與理政觀念的“先師”形象截然異趣。反倒是“圣跡殿”中陳列的刻石、傳為吳道子所繪的“先師孔子行教像”,長髯飄飄,一副儒雅、藹如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閻、吳之后,可能因其盛名,或因詔令作畫、版式一統(tǒng)等緣故,唐人無力超越反而漸趨不再繪作,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種穩(wěn)定的格式,即一種粉本與經(jīng)典,在世間流傳。同時,又以繪刻、塑像的形式,展現(xiàn)了孔子形象在社會上的全面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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