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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光片羽:從四體《大藏經(jīng)》雕版感受中華文化之美

發(fā)布時間:2024-04-12 14:55:00來源: 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一書付之梨棗,可化一為千百”,雕版印刷術(shù)為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典籍,但因木質(zhì)書版的特性,隨著歷史變遷,無數(shù)雕版湮滅在書厄浩劫之中,留存至今者鳳毛麟角,可謂“吉光片羽”。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我國,佛教典籍也隨之在我國得到很大發(fā)展,翻譯、繕寫、刊刻的佛經(jīng)大量出現(xiàn)。除單經(jīng)外,還整理編輯了《大藏經(jīng)》?!洞蟛亟?jīng)》又稱“一切經(jīng)”,即以自印度和西域傳譯的大小乘經(jīng)、律、論為核心匯編而成的大型叢書,是佛教經(jīng)典的總集。

  元代以來,歷代中央政府都較為重視佛教,在政治上大力扶持,經(jīng)濟上給予優(yōu)厚政策,使譯經(jīng)成了政府行為。這些優(yōu)待確保了《大藏經(jīng)》的翻譯與傳播。明清時期,《大藏經(jīng)》多種版本的刻印和編目同樣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支持與關(guān)注,使得《大藏經(jīng)》的翻譯與傳播得到了更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明代永樂、萬歷和清代康熙、乾隆時期分別在南京和北京刊刻了永樂版、萬歷版、康熙版、乾隆版《大藏經(jīng)》。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廷雕版文物展中的《大藏經(jīng)》展廳(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

  清代翻譯《大藏經(jīng)》對民族文化的貢獻

  明朝嘉靖年間,蒙古土默特部落崛起,部落首領(lǐng)俺答汗南征北戰(zhàn),積累了雄厚的軍事實力,基本統(tǒng)一了右翼蒙古(韃靼),還將勢力伸入青藏地區(qū)。俺答汗勢力之大、兵鋒之盛,就連蒙古宗主大汗達賚遜也被迫東遷遼東,以避其鋒芒。然而,俺答汗出身黃金家族旁支,在法理上無法直接取代事實上的大汗,這成為彼時銳不可當?shù)陌炒鸷沟囊患念^大事。

  明隆慶五年(1571年),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人阿興喇嘛來到蒙古地區(qū)傳教,他努力勸說俺答汗皈依藏傳佛教,并讓他與藏傳佛教格魯派領(lǐng)袖索南嘉措會晤。明萬歷六年(1578年),俺答汗赴青海湖畔的仰華寺與索南嘉措會晤。會談中,索南嘉措宣布俺答汗是忽必烈大汗的轉(zhuǎn)世,并賜其法號“轉(zhuǎn)千金法輪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俺答汗則尊索南嘉措為“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這次會晤具有深遠意義,此后藏傳佛教開始在蒙古地區(qū)廣為傳播,譯經(jīng)工作亦連綿不斷。

  清代中央政府對各民族推行“同文之治”的文化政策,直接促進了《大藏經(jīng)》等佛教經(jīng)典的翻譯和傳播,也推動了我國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鑒。

  康熙皇帝特別注重刊行蒙古文《甘珠爾》以“利于祭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令刊刻蒙古文《甘珠爾》。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傅恒上書提出,要讓僧人念經(jīng)念得準,需要標明原音、輔音的韻腳和切音,最好能看著漢字就能念出梵音(“禮今教習(xí)僧人持念咒語止,須明曉阿禮嘎禮音韻反切,自能對漢字而得梵音”)。于是,為方便蒙古地區(qū)僧人念誦咒語,《御制滿漢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添譯了蒙古文。蒙古文《大藏經(jīng)》是蒙古族歷史文化發(fā)展的里程碑,也是蒙古族已知最大部頭的古籍。在譯經(jīng)過程中,蒙古文字也得到了充分錘煉與發(fā)展,提高了交流與表現(xiàn)能力。

  《御制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刻滿漢蒙藏文四體合璧本,經(jīng)折裝。正文半頁8行,滿、漢、蒙古、藏文各兩行,每行字數(shù)不均。(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

  滿文《大藏經(jīng)》雕版的存世與傳播為滿族語言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其滿文翻譯多以白話體對譯,文義清晰,淺顯易解,有助于了解漢文佛經(jīng)的文義。

  《大藏經(jīng)》雕版,佛教本土化的重要見證

  《大藏經(jīng)》的版本是單頁疊放在一起未經(jīng)裝訂的長條書,經(jīng)頁為長方形,按其內(nèi)容及頁碼放在一起,這種裝幀形式稱為“梵夾裝”。梵夾裝源于古印度,是用來裝訂梵文書寫的貝葉經(jīng)。元代胡三省所注《資治通鑒》云:“梵夾者,貝葉經(jīng)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鼻鍍?nèi)府使用的梵夾裝,也多用于裝潢民族文字的佛教經(jīng)典。

  《大藏經(jīng)》的印刷除使用黑墨,還兼用朱砂和藏藍墨,其中貴重的多用金、銀、瑪瑙等各種寶石研成色汁進行印刷。印制好的經(jīng)書上下夾以護經(jīng)板,夾板大多使用檀香木等上等木材,皆為紅漆描金,繪有圖案,制作精細。經(jīng)袱用深黃色的錦緞絲綢包裹,華貴大方。然后用細牛皮條或絲絳捆扎,作為珍品供奉。


永樂版藏文《大藏經(jīng)》之紅漆戧金八吉祥紋經(jīng)文夾板(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

  四體《大藏經(jīng)》雕版通過對漢、滿、蒙古、藏文四種文字的刊刻,展現(xiàn)了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以及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日漸形成的中華文化認同,是中華文明統(tǒng)一性的體現(xiàn)。

  《大藏經(jīng)》作為佛教經(jīng)典的集成,其雕版的制作與流傳見證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各地傳播與本土化進程,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體現(xiàn)。

  由于雕版印刷技術(shù)在清代的繁榮,使《大藏經(jīng)》這一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數(shù)百年間得以大規(guī)模復(fù)制和保存,直至今日,人們?nèi)阅芨惺艿剿N含的知識及智慧。

  故宮博物院收藏了 

  幾種文字的《大藏經(jīng)》雕版?

  故宮博物院雕版館于2023年10月首次舉辦了清代宮廷雕版專題文物展,重點展出了32件(套)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宮廷雕版文物,其中最具亮點的便是位于展廳中央的漢、滿、蒙古、藏文四體《大藏經(jīng)》雕版。

  漢文《大藏經(jīng)》,又稱“乾隆大藏經(jīng)”“龍藏經(jīng)”“清藏”,是清代惟一官刻漢文《大藏經(jīng)》。因每卷首頁均有雕龍“萬歲”牌,故名《龍藏》(一說是因經(jīng)頁邊欄飾以龍紋,故名《龍藏》)。漢文《大藏經(jīng)》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因其雕版最初存放地在嵩祝寺,首印亦在嵩祝寺,故又被稱為“嵩祝寺版”?!洱埐亍酚谇∪?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頒賜給全國的各大寺院。從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期間將近200年的時間一共刷印了137部,加上各地請印的總數(shù)不超過150部。其雕版現(xiàn)存7萬余塊。

  乾隆皇帝因《大藏經(jīng)》有漢、藏、蒙古文本,獨缺滿文本,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令設(shè)內(nèi)府“清字經(jīng)館”,以漢文、藏文、蒙古文、梵文《大藏經(jīng)》為底本,翻譯刊刻滿文《大藏經(jīng)》。滿文《大藏經(jīng)》在清時是與《四庫全書》并行的巨大文化工程。其特殊意義在于它是用滿文與其他民族文字對譯而成,對于滿文的成熟作用巨大。這部滿文《大藏經(jīng)》,也是部頭最大的滿文書籍,全書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翻譯完成。同年12月,清字經(jīng)館失火,損失慘重,部分經(jīng)版被燒毀。燒毀部分又經(jīng)重新補刻,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全部刷印裝潢完成。故宮博物院現(xiàn)藏滿文《大藏經(jīng)》76函,605種(33750頁),雕版4萬余塊。它代表著清代雕版印刷及裝潢的最高水平,是“康乾盛世”的產(chǎn)物。

  藏文《大藏經(jīng)》在體系上分為《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分?!陡手闋枴钒ń?jīng)、律、論三藏和四續(xù)部,《丹珠爾》主要包括古印度和我國西藏佛學(xué)大師、學(xué)者、譯師對《甘珠爾》的注疏和論著集成。藏文《大藏經(jīng)》不僅包括佛教顯密經(jīng)典,還包含各個學(xué)科的重要典籍,對藏傳佛教及藏族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甘珠爾》和《丹珠爾》官版均由康熙皇帝命令刊刻,它們合稱為北京版《大藏經(jīng)》。故宮博物院現(xiàn)存藏文《大藏經(jīng)》雕版40余塊。

  蒙古文《大藏經(jīng)》是藏文《大藏經(jīng)》的蒙古文譯刻本,又名《如來大藏經(jīng)》或《番藏經(jīng)》,亦由《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組成,康熙皇帝在位期間,把手抄蒙古文《甘珠爾》與北京版藏文《甘珠爾》??闭砗笤诰┏悄究炭小G』实蹠r期,組織蒙藏地區(qū)高僧,把雍正二年(1724年)北京木刻版藏文《丹珠爾》全部翻譯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

  2010年,故宮博物院準備整理重印滿文《大藏經(jīng)》,在將經(jīng)版拉往工廠刷印過程中,發(fā)現(xiàn)滿文經(jīng)版中混雜著近2萬塊蒙古文《秘密經(jīng)》《諸品經(jīng)》雕版,均屬于《甘珠爾》的一部分。之后故宮博物院對這兩部分蒙古文經(jīng)版進行了詳細整理、分類。在故宮現(xiàn)存的19076塊雕版中,絕大部分為純經(jīng)文刻版,佛像插畫刻版僅存4塊,尤其珍貴。

  清朝是我國歷史上雕造《大藏經(jīng)》文種最多的朝代,其文種之多、刻印之精美,世所罕見,更對維護國家統(tǒng)一、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積極作用。清代漢、滿、蒙古、藏文四體《大藏經(jīng)》雕版作為承載著中華民族記憶與智慧的珍貴文物,不僅是中華文明在促進民族融合、展示工藝美術(shù)、傳播文化知識等方面成就的具體體現(xiàn),更是中華文明綿延數(shù)千年、一脈相承的歷史見證。

  (作者簡介:張子凌,中國藏學(xué)研究中心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責(zé)編:常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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