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明

　　多年來，黨和國家惠農利民政策如陽光雨露潤澤雪域高原，牧民們從游走的帳篷搬遷到了定居的小康村，老一代牧民的生活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此時如何將本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給下一代，讓下一代在傳統(tǒng)的基礎上進一步去繼承、創(chuàng)新呢？

　　近幾年，甘肅甘南作家王小忠特別關注雪域兒童的成長，他于2023年底出版的長篇兒童小說《草原小曼巴》與《草原小騎手》，再一次回歸到雪域高原農牧村結合的邊陲地帶，盡心思考那一方天地里兒童的教育與成長，寫出了雪域兒童成長中的快樂。

　　在藏語中，“曼巴”的意思是“醫(yī)生”，醫(yī)生的天職就是“治病救人”。在《草原小曼巴》中，作者再次將孩子們成長的“樂園”聚焦到了“學校”“診所”“牧場”三個維度中，書寫了兒童成長中的快樂。如班馬在《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批評與構思》中所言：“兒童的生活狀態(tài)，若從現(xiàn)實來看，那便自然地推導出就是‘學校生活’了?！?/p>

　　在所有的教育中，我們不能忽略學校教育。在《草原小曼巴》與《草原小騎手》中，作者自然將兒童教育的“重心”放到了學校，多筆墨書寫出了兒童在學校生活中的快樂。但在《草原小曼巴》中，作者王小忠沒有更多地去寫老師如何手把手地教給兒童知識，也沒有更多地回到兒童所在的班級去寫他們在集體中的溫暖，而是注重展露學校的新貌和老師的家訪，并將其與家長接送孩子時的愉快結合起來，在情意化的對話中完成了“師生情”的培養(yǎng)與教育。

　　《草原小曼巴》中的老師，有來自本土的藏族老師嘉木，也有前來支教的李老師；學生中有來自牧區(qū)的學生康珠扎西、班馬次力，也有來自農區(qū)的學生胡靜梅、趙敘等。在不同的禮貌用語、不同的學習方式、不同的頑皮對話中，讓每個孩子都潛移默化地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學校教育中，我們看到了在黨和國家惠農利民政策的實施下，農村與牧區(qū)的融合。誠然，在兒童的成長路上，學校教育是兒童成長最重要的時段，在學校里，集體交流，兒童之間的友情和摩擦必將給兒童留下永久的回憶。但兒童的在校生活畢竟是有限的、封閉的。放假、或放學對兒童來說都是另一種生活。學校放假放學，兒童自然回到另一片成長的樂園——家庭。《草原小曼巴》中的兒童回到了牧場。在這一場景的生活中，作者自然回歸到了兒童生存能力的培養(yǎng)與教育上。在這里，我們不斷地想起班馬在《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批評與構思》中的那段論述：“童年期深深蘊含著古老的東西，‘兒童’與‘古老’產(chǎn)生了有意味的聯(lián)系，直至時間的久遠之處?！睂τ诓刈鍍和瘉碚f，回牧場就是兒童“天性”的回歸。

　　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離不開大自然。茫茫雪山、雪崩、狂風、沼澤；狼、豹、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等，構成了對生命的挑戰(zhàn)，作為藏族牧人必然也將生存本能無意識地傳授給自己的孩子。在《草原小曼巴》與《草原小騎手》中，作者將喂狗、生牛糞火、燒水、拌糌粑、牧牛羊、攆羊毛、割草儲料、打狼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藝術化地傳授給兒童。在遠古的中國歷史中，火既能驅走兇猛的野生動物，也能產(chǎn)生光與熱，還能煮熟食物，但水火無情?；鹨矔缱匀恢脖?，給人類造成災難。人類對火的合理使用標志著人類“智”的飛越。《草原小曼巴》中作者刻意描寫小男孩的阿乃（叔叔）教他生火的環(huán)節(jié)。當然，如何理性處理生存與自然動物之間的矛盾也是著作要給孩子們提供的一大教育。美國生態(tài)學家利奧波德曾寫過一篇散文叫《像山那樣思考》，在這篇文章里，他談到了狼在自然生態(tài)中的意義。同樣在《草原小曼巴》中，作者引出了打狼事件之后，以講故事方式告訴小朋友們，狼是自然界的保護動物，對付它最為合理的方式便是屁股底下坐一張狼皮或是養(yǎng)一只獵狗。這樣的教育既免去了人對自然生命的殘害，又教會了孩子們動物之間的“克生”關系。

　　小說中的診所空間是孩子們有趣接受中醫(yī)藥知識的地方，診所里有疼愛孩子的中醫(yī)大夫爺爺。在中國民間，中醫(yī)雖然能治百病，但中醫(yī)使用的藥材來自于大自然，尤其是小說中所寫的“黃芪”“黨參”“柴胡”“蟲草”等藥物的采擷會造成對自然的破壞。出于生態(tài)保護，小說中康珠扎西的爺爺并不是從自然界中采擷藥材，而是擷來藥草籽種在自家的菜園子里。不難發(fā)現(xiàn)，爺爺在講述培育藥材的過程中自然也將中醫(yī)學的基本知識傳授給了孫子康珠扎西。在那一方園地里，看似是長輩與晚輩之間的友情對話，實則無意識地傳授給了孫子輩們三方面的知識：一是自然生態(tài)保護意識，二是藥材培育技術，三是中醫(yī)基本知識。有了長輩這幾方面的知識普及，孩子自然就成為“草原小曼巴”。

　　當然，從小說的整體寓意看，“草原小曼巴”不是行走在民間大地的小曼巴，而是“療救”自然的小曼巴。

　　如果說《草原小曼巴》重在強調兒童生態(tài)保護意識的話，《草原小騎手》則又是一部從兒童視角書寫了生態(tài)憂思，小說具有一種文化尋根意識。小說中，阿爸又成為一個“根”文化知識的傳授者。他傳授給孩子們的是如何保護河里的魚及魚在藏文化中的意義；也傳授了如何保護山里的野雞等生物。與《草原小曼巴》所不同的是，《草原小騎手》中寫出了藏族兒童的英雄夢想。顯然這部兒童小說是在“格薩爾王”史詩影響下創(chuàng)作的一部兒童小說，小說回溯安多“格薩爾”文化的同時，重點突出了“少年志”的書寫，其更利于培養(yǎng)孩子們的集體榮譽感。

　　班馬在論述兒童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區(qū)別時說：“兒童文學的精神是‘入世’的，而一般的通俗文學在審美效應上卻有一種‘遁世’的傾向；通俗文學完全取一種大眾藝術的形式，而兒童文學的藝術形式中還具有神話原型、寓言意味等，類型似于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性發(fā)展。”小說中的敘事主人公親臨插箭節(jié)、賽馬節(jié)等本民族節(jié)慶現(xiàn)場，在豐富的節(jié)日文化中獲得快樂的同時，也引發(fā)了一個孩子永遠爭當草原騎手的“入世”夢想，小說更多地突出了人馬的關系，自然也就回歸到了對馬背英雄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