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谷維佳（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

　　人應該怎樣“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個人生命若遭遇坎壈困頓，怎樣才能通過與現(xiàn)實世界拉開一定距離的方式，獲得片刻喘息，緩解釋放痛苦，重新審視現(xiàn)世，最終實現(xiàn)個體生命的超越？即使是在盛、中唐國力強盛，士人大多積極進取的盛世背景下，這種個體生命與現(xiàn)實世界激蕩碰撞所產(chǎn)生的痛苦，依然刺激者詩人在不斷左沖右突，尋找出路。即便是積極入世的李、杜，詩歌中也有大量“棄世”的詩句，“棄世之感”頗為突出，或能為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提供一個反思觀照的視角。

　　李白自我意識突出，對“身”“世”關系的感慨尤多：首先，是“世棄身”，延續(xù)傳統(tǒng)模式，傾向個人被動地為世道所不容，最終走向被拋棄的命運?；蛞哉鋵毭烙瘛耙姉墶鳖惐茸陨碓怆H，如“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古風》其三十六）“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贈韋侍御黃裳二首》）；或以“棄婦”為喻表達棄而不回的倔強心性，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白頭吟》）“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去婦詞》）；或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權者，如“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保ā豆棚L》其三十五）“圣朝久棄青云士，他日誰憐張長公”（《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或慨嘆權勢斗爭殘酷，被棄乃逃不脫的宿命，如“當途何翕忽，失路長棄捐”（《古風》其四十六）；或表達被棄后的悲憤不平，如“河英岳秀，皆為棄物”（《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序》）“空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留別廣陵諸公》）等。其次，是“身棄世”，反轉傳統(tǒng)視角，詩人主動與俗世拉開距離，如“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贈孟浩然》）夸贊好友孟浩然棄世獨立，不同流俗的高潔品性；“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游泰山六首》）表達棄世脫俗后的悠然心境。最后，是“身世兩相棄”，融合前兩類，從單向被棄變?yōu)殡p向互棄，是對“身”與“世”這一組關系的交互式書寫，如“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古風》其十三）“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蔡山人》）等。

　　杜詩則更偏重自身“被棄”，抒發(fā)抑郁不得志的悲哀，如“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白絲行》）“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幽人》）“微物世競棄，義在誰肯征”（《棕拂子》）“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君不見，簡蘇徯》）“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等，甚至直白地道出：“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秋述》），充滿了心酸無奈之感。更由此引申，兼論“人棄道”，抨擊社會道喪，親故交友涼薄易變，如“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貧交行》）“固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疏”（《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曲江對酒》）等。

　　“棄世”這一主題源自莊子，“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莊子的“棄世”是單向度，強調的是身體形態(tài)要超脫于俗世之上，以求得內心安寧和精神自適，達到與天地為一、物我兩化的逍遙境界，即后人注莊所言：“棄世，謂不資于物以養(yǎng)”“善棄世者，知物之所自造，一出于天，各使歸其位而神自定，無物也，無己也，何足去而又惡所取也！則三者之窮自免矣?！保ā肚f子解》卷十九）到了魏晉，發(fā)展出了偏向宗教的“棄世學道”和偏重環(huán)境的“棄世獨居”二途，葛洪記錄了許多棄世學道的故事，曰：“人苦多事，又少能棄世，獨住山居穴處者，以順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保ā渡裣蓚鳌肪硪唬┻@一階段的“棄世”更加偏重環(huán)境等外在形式，“心遠地自偏”的陶淵明雖然是外在形式和內在心靈兩相結合的完美典范，但其價值則晚至蘇軾才被逐漸建構起來。

　　此時更值得注意的是，嚴君平的形象在鮑照詩中首次成為了“身世兩相棄”的代表，“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注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詠史》一首，《文選》卷二十一，胡刻本），深慕鮑照詩歌且欽慕嚴君平為人的李白寫下“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正源于此。相較于鮑照詩歌中的孤獨寂寞形象，李白筆下的嚴君平則充滿了文人骨氣，其“棄世”是對世運失望之舉。嚴君平在鮑照筆下是被觀察和感嘆的對象，李白卻借此摻入自我人生體悟，進一步生發(fā)出了“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的感嘆，從被動接受徹底變?yōu)橹鲃用撾x，同時脫解了自身責任，明白地表露出“自我無辜”的傲世情懷。

　　從莊子“棄世則無累”到李、杜“身世兩相棄”，“棄世”的方式和意涵也發(fā)生了相應變化。首先，是從單向度的“身棄世”發(fā)展成了雙向度的“身世互棄”。莊子是超脫的，以逍遙物外為人生至高境界，李、杜則是世俗的，以實現(xiàn)功業(yè)志向為人生價值皈依。其次，個人價值的完成從虛無的精神層面轉向質實的人世功名，前者只要以較高的標準自我要求，注重個人內省和對心性完善的修養(yǎng)，即有很大可能實現(xiàn)，后者則更仰賴于社會環(huán)境和統(tǒng)治階層等外在因素，并非靠一己之力可完全左右。再次，莊子偏重逍遙無形，與物化一，李、杜則更偏重超越痛苦，放棄執(zhí)念，其實是從“不做無為”到“為而不執(zhí)”的過程。

　　那么，李、杜為何會以大量詩句書寫“棄世之感”？“棄世”的具體內涵如何？一是對個人人生坎壈遭際的牢騷之嘆和開解之辭。李、杜的才力和自我意識都遠超盛唐其他文人，李白源自對自身才華的高度自信，杜甫則來自對“奉儒守官”家世的自豪感、責任心和天性的博愛仁厚。當自我意識和價值認知與現(xiàn)實境遇產(chǎn)生巨大落差時，為求得內心世界和外在境遇的平衡，自然會以牢騷之嘆發(fā)泄憤懣之情。二是個人與家國關系的擬人化，“棄與被棄”是“辜負與被辜負”的關系，李白所表達的是我本不愿棄世，是“被辜負”后的無奈之舉。不論是主動的“棄世”還是被動的“世棄”，都是個人的進取意愿被外在環(huán)境辜負，價值無法實現(xiàn)的擬人化表述，責任在“世運（通常指在位者）”而非自身，故其詩中反復抒寫“自我無辜”之感，如“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書情題蔡舍人雄》）“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古風》其三十七）等。三是從被動“世棄”到主動“棄世”，思維視角發(fā)生了反轉，詩人主動與“世”拉開距離后，一種陌生的疏離感油然而生，從而引發(fā)對“身世關系”的重新思考，使內心重新獲得暫時的解脫與安頓，借此帶來生命不屈的張力。

　　學界已有專著《棄逐與回歸：上古棄逐文學的文化學考察》（武漢大學尚永亮教授著）詳論“棄子、逐臣、棄婦”三種典型“被棄者”的文學形象和文化內蘊；并以系列論文關注中唐以柳宗元、劉禹錫為代表的貶謫文人“被棄”后的“執(zhí)著”與“超越”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不僅是個體生命在被外界壓迫折磨時自然產(chǎn)生的不屈反抗精神，更是一種對個體生命和世界關系的重新思考。而這種思考在李、杜從“單向被棄”向“雙向互棄”的轉變中即見萌芽和雛形。從鮑照、孟浩然，再到李、杜，繼承主流傳統(tǒng)“被棄者”形象的同時，反向度延伸出了一種類似“自我貶謫”的“主動棄世”，終至“身世互棄”的新模式。視角的切換和思維方式的轉變，不僅使李、杜暫時獲得了內心的解脫和安頓，更啟迪了中唐大量貶謫文人，使他們在逆境中獲得了超越現(xiàn)實，心靈自由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