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論家的名分之下，馬鈞呈現(xiàn)了多種面相。他是一個勘探者，總是能夠剝離事物表面的苔蘚，縱深到內里，發(fā)現(xiàn)內核的隱秘；他是一個品鑒家，趣味高雅，眼光毒辣，總是能在他人漠然掠過和習焉不察的地方咀嚼出獨特的意味；他又是一個引導者，帶領讀者行走在蜿蜒曲徑中，不走尋常路，去領略奇花異草和別樣的風景；他還是一個冶煉師，可以將龐雜的知識、信息、意念進行淬煉，使之產生化學反應，生成新的闡釋意義，就像帕烏斯托夫斯基筆下那個從塵土中提煉金玫瑰的人；他是心思縝密的知識考古者，是咳珠唾玉的思想表達者……通常情形下，面對某一個評論對象，他只會呈現(xiàn)局部面相，而當他面對昌耀，他則充分調動了作為一個優(yōu)秀評論者的經驗、學識、才情與智慧，經過長達10數(shù)年的磨礪，呈現(xiàn)給研究界和熱愛昌耀的讀者，一部沉甸甸的題為《時間的雕像——昌耀詩學對話》（以下簡稱《時間的雕像》）的大書。

　　馬鈞傾心傾力的撰述，在我看來，源于理解的渴望。在流逝的時間中，在持續(xù)不斷的閱讀、追索、沉思吟味中，馬鈞尋求著與故去詩人的靈魂、精神的交感呼應。2015年，昌耀離世15年之際，《青海湖》雜志刊發(fā)了馬鈞的一篇評論，我所寫的“編者按”中，有如下一段文字，“時至今日，大概不會再有人對昌耀作為立于中國現(xiàn)代漢詩寫作群山之巔的大詩人資格有所訾議，而諸如‘高地上的奴隸與圣者’‘詩人中的詩人’‘向死而生的詩人’之類的評價已為人們熟知和接受。每年3月下旬，昌耀和海子兩位詩人忌日的相繼而至，每每引發(fā)新一輪的憑吊紀念和詩學意義上的價值評判，生前處于‘路長人困蹇驢嘶’窘境的詩人，身后卻可謂哀榮備至。然而，相信已經去往另一個國度15年之久的昌耀，所需要的并非是追加的冠冕與榮譽，而是需要能夠進入自己幽深的心靈世界，面對由他一生的才情智慧創(chuàng)造的奇崛詩歌風景浮現(xiàn)會心微笑的深刻理解，一如鐘子期聆聽俞伯牙的琴聲。馬鈞就是這樣一個試圖走進昌耀世界，本著‘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憑借一顆慧心以及洞燭幽微的感知力抵達昌耀詩歌內核的評論者?！蔽乙詾榘堰@段文字移來用作說明《時間的雕像》的寫作動機依然適用。

　　《時間的雕像》運用了“散點透視”方式走入昌耀幽深博大的詩歌世界。馬鈞似乎對在統(tǒng)一的理論基礎之上搭設分門別類、結構嚴謹體系的學院派研究路數(shù)懷有某種警惕，以為意圖明確的預設之下的條分縷析有可能損害對象本體的自性和內在的秩序，他更愿意聽從靈感的召喚，依從自己的心性去靠近昌耀。全書17章，以問題為切口，或談傳統(tǒng)因素，談修辭、談通感、談空間意識，或進行具體文本的解讀，多側面展示了昌耀詩歌的恢宏氣象?？此粕⒙s有著鮮明的問題意識，圍繞昌耀獨特的詩藝創(chuàng)造，凸顯其對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貢獻以及無人替代的唯一性。我揣度馬鈞拒絕以完整架構的系統(tǒng)去闡釋昌耀的詩學，或許還有這樣的考量，即面對昌耀這道隆起在高原的巨大的詩歌塬體，目下的研究積累尚不足以建立一個完整的詩學體系，所以，已經結集的《時間的雕像》依然是一個沒有完成的開放性文本，有待更多話題的拓展與延伸。

　　作為一個博雅、睿智，將批評視作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評論家，馬鈞盡可能避免把自己的評述納入既定的術語系統(tǒng)和思維模式之中，努力創(chuàng)設著與自己的獨立認知相匹配的學術概念。比如討論昌耀的晚年創(chuàng)作，他將阿多諾、薩義德使用的“晚期風格”這一術語進行了改造與修正，提出了蘊含更豐富中國元素的“遲暮風格”一詞，對學界通常認為昌耀晚年創(chuàng)作力衰落的說法進行糾偏，令人信服地闡釋了昌耀晚年寫作呈現(xiàn)的關注日常生活和隨物賦形的散文化文體特點，實際上是極具創(chuàng)造性的衰年變法，“遲暮風格”這一概念提出，照亮了昌耀暮年創(chuàng)作的追求與內在機理?！稌r間的雕像》充分發(fā)揮了馬鈞善于文本分析的優(yōu)長，往往從昌耀詩歌的詞語、意象入手，剝繭抽絲，逐層掘進，最終呈現(xiàn)隱藏于古奧語言和繁復意象背后的文本內涵，加之廣博的中外文學史經驗和詩學知識的引入與參照，一種縱橫捭闔、氣韻飽滿的論述品質躍然紙上。比如對昌耀創(chuàng)作于1985年的僅有三行的卻已成為經典的短詩《斯人》進行的深入分析，通過綿密的論證，指出昌耀詩歌非凡的空間建構能力，以及這一創(chuàng)作實踐之于現(xiàn)代漢詩寫作的意義，提供了經典是可以常讀常新的一個范例。

　　《時間的雕像》最值得注意的是對話體形式的運用。我感覺馬鈞是在努力喚醒這一古老評論方式的魅力。柏拉圖創(chuàng)立的這一談論哲學問題的文體，也是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脫胎于古希臘戲劇表演中的對話藝術，具有“擬劇”的特點，談話爭論形成的波瀾恰似戲劇中的沖突，在性格差異度極大的對話雙方的討論、辯難、反詰之中層層推進，通過矛盾統(tǒng)一的“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的滲透，使所討論問題的內核得以呈示，在柏拉圖手中對話體已然形成了穩(wěn)定和成熟的文體特征。馬鈞在本書的“自序”中，說明了采用對話體的緣由，“我自己之所以偏愛對話體，乃是垂青于它形式的輕松、隨意、即興、活躍，還有談說間興之所至時旁逸斜出的一個個題外話——帶著中國筆記體里閑筆的靈動、跳脫與透氣”，同時讓話題跨越學科藩籬，收復意識世界的渾莽廣大的失地，認為這與昌耀畢生追求的大詩境界契合。顯然，這本身也有文體實驗的意圖在，他不是亦步亦趨適應古希臘對話體的規(guī)范，而是融入中國傳統(tǒng)的韻味與元素，他賦予對話雙方地域性和傳統(tǒng)性醒豁的名字“憨敦敦”和“澗底松”，在相互信任、理解，有著相同趣味和知識背景的友人之間，舉重若輕、信馬由韁地對共同熱愛的詩人及其作品進行品鑒，一派自在自若，妙趣橫生的閑話風。這絕非柏拉圖式的論辯，而是心心相映者的攜手同游，與其說是不同觀點的爭鋒，不如說是作者馬鈞內心不同聲部的協(xié)奏。

　　作為物質書籍存在的《時間的雕像——昌耀詩學對話》，綽約、沉穩(wěn)、大氣！靛藍布紋封面高貴穩(wěn)重，手感舒適，內頁用三種不同材質和顏色的紙張區(qū)分了三部分內容：對話體正文、昌耀手跡，年譜線裝冊頁，其中蘊含著經由時間雕鏤的一種深邃，整個構成的書籍各個部件彼此相襯、比照，形成了一種多重寓意復合的互文關系，別具匠心的裝幀設計，使這部向大師致敬的書，擁有了超乎尋常的意義。